《战国策》的作者，历来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人们对《战国策》的成书年代作了大量考证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：一是战国时人所著。书中有许多人和事都是战国时代的，如长平之战、荆轲刺秦王等，因此认为其中大部分作品是战国时人所著。二是秦末楚汉之际人所著。如有人认为古本有《蒯通说韩信自立》，大概就是楚汉时人的著作。三是一部分出自西汉时人之手。西汉时有许多人如蒯通、边通、主父偃等都好“长短纵横之术”，蒯通还撰有《隽永》凡81篇，通论战国时游说之士的权变和自己关于纵横之术的理论，故有些学者考证推论刘向所依据的《短长》《长书》《修书》，可能就是西汉人所学之长短纵横术，或者直接就是蒯通的《隽永》，而蒯通可能就是《战国策》一书的作者之一。

要想解决这一问题，必须结合《战国策》的流传和成书过程来考虑。刘向《战国策书录》说：“所校中《战国策》书，中书余卷，错乱相糅莒。又有国别者八，篇少不足。臣向因国别者，略以时次之，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……中书本号，或曰国策，或曰国事，或曰短长，或曰事语，或曰长书，或曰修书。”很明显，《战国策》的资料来源相当广泛，并非出自一时、一地，成于一人之手。《战国策书录》又说：“臣向以为战国时，游士辅所用之国，为之策谋，宜为《战国策》。”战国以后，策士游说之余风犹存，与汉高祖刘邦同时的辩士蒯通“善为长短说，论战国之权变，为八十一首”（《史记·田儋列传》），景帝时邹阳也著书七篇，武帝时主父偃“学长短纵横之术”（《史记·平津侯主父列传》），著书二十八篇，边通也曾“学长短”（《史记·酷吏列传》），他如徐乐、严安、聊苍等也都有所著述，他们编次相关资料，涉及汉代之事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但是，汉人为纵横学说的相关著作，与刘向所编《战国策》并无关联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，同时著录《蒯子五篇》，班固自注：“名通。”《汉书·蒯通传》说：“通论战国时说士权变，亦自序其说，凡八十一首，号曰《隽永》。”据此，蒯通一方面编次战国策士之说辞，另一方面，自己也有所创作，他自己的著作，书名为《隽永》，应该就在《汉志》著录的《蒯子五篇》之中，与刘向编定的《战国策》无关。刘向《战国策书录》说“其事继春秋以后，讫楚汉之起，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”，其书本不涉及汉事。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载蒯通说韩信事，唐代司马贞《索隐》说：“《汉书》及《战国策》皆有此文。”然而这种说法并不可信。清代张照说：“《战国策》安得有韩信、蒯通之事？《索隐》误。”（《殿本史记考证》）张照的说法是正确的。首先，依照分国记事的体例，《战国策》很难插入蒯通游说项羽之事。其次，《战国策》记事始于周贞定王，下限当在秦始皇之时。再次，蒯通所著之书流传于后世，游说项羽，是他的得意之作，自当载录其中。据诸祖耿先生《战国策集注汇考》所附《战国策》佚文，都在秦以前，只有蒯通事是例外，也可以证明《索隐》之误。